RSS
Tags

外埠 >> 齐心协力打造中国档案学派——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院长、教授张斌

发布时间:2018-07-03 03:15:18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2017年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陈世炬提出,要加强档案理论创新,坚持立足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实践,直面中国问题、紧盯世界前沿、聚焦未来发展,着力提升档案理论原创能力,形成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档案理论研究成果,避免对国外档案理论生搬硬套。

    那么,在新时代环境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档案理论研究成果”这一目标提出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是什么?回顾过去,我国档案学理论取得了哪些成果,呈现出什么特点?与国外相比有哪些优势和差距,我们又该朝什么方向努力?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院长、教授张斌,他围绕我国档案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当前机遇挑战、未来发展方向等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并提出关于树立自信、树立标准、推介中国特色档案学理论的行动建议。


    望历史:“我国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已经比较成熟”

    我国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一样可上溯数千年,这为中国档案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国的档案学就根植于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吸收养分,日积月累,并根据社会变化进行自我改造与自我适应,进而产生、发展、丰富,并逐渐走向成熟的。

    张斌认为,我国的档案事业发展并非是单一的,它受到了多种因素影响,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新中国成立后尤为明显。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档案事业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在以曾三、裴桐、吴宝康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档案人的努力下,我国的档案事业经过建设时期和改革时期的探索、发展与积累,并受苏联以及欧美国家档案学理论和工作体系的影响,不断发展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先后3次邀请来自苏联的专家来华指导教学与科研工作,当时讲学所用的讲义也是苏联的,这对初创的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我国档案学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作用。此后,因新中国全面恢复建设的重大战略需要,党和国家对档案事业给予了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档案开始在新中国各项社会事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此时,作为长期指导中国档案工作理论和实践的苏联档案模式,其弊端逐渐显现。基于以上情形,结合国情和实践,融合民国时期以及苏联的部分先进档案学思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体系便成为我国档案人的共同追求。最突出的是,我国的档案学者,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教师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自己编写和出版中国的档案学教材。1978年以后,一大批档案学教材陆续出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吴宝康教授主编的《档案学概论》,该书于1988年正式出版。这部教材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首次全面系统介绍档案学基础理论的书目,它奠定了我国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此后,越来越多的档案学人开始更加深入地探讨档案学理论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张斌阐述了欧美档案学对我国档案学的影响。他说,改革开放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欧洲等的档案工作对我国档案学和档案工作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欧美发达国家在英语话语体系中,借助国际档案理事会、国际档案大会、英文国际刊物等平台交流传统档案学理论和方法,推介本国的思想观点和先进经验。

    西方发达国家较早地进入了信息社会,其计算机在档案工作中的运用比我国早,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经历了信息技术与工具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实践后,形成了现代档案学理论。张斌认为,现代档案学理论是在信息技术背景下,由于数字形态文件和档案的出现而产生的。在此基础上,传统的纯手工档案管理方式已不能满足信息技术环境下电子文件的管理需要。为此,欧美发达国家借助信息技术优势,在理论与实践探索中,逐渐解决了信息技术环境下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管理的相关问题。1996年,在北京举办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加拿大档案学家特里·库克在其大会报告中提出了适应信息时代的档案“后保管模式”,而处于同时期的中国档案工作还处于相对传统的管理模式之下。不过,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者已开始关注这种管理模式的变化。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发表了其博士论文《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由此成为我国档案理论界系统研究电子文件管理理论的第一人。如今,经过30余年的发展,经过几代档案人的努力,我国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已经比较丰富和成熟,我们有这样的自信。特别是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获批纳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这更为档案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看不同:“差距越来越小,比较优势开始显现”

    张斌认为,虽然西方国家关于现代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影响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比我国起步早、发展比我国成熟,其档案利用理论和实践研究比较丰富,档案开放力度也比我国大,但是,从我国当前档案学的成就和发展现状来看,我国与西方国家在档案学理论研究和档案工作实践探索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走在了前面。

    张斌说,近几年,随着我国档案事业的快速发展,我国档案界以更加自信的面貌,越来越多地主动参与国际档案界的各项重大活动,积极推介我国的档案学研究成果,在国际档案活动中发出了中国声音。这跟以前相比,是一种巨大的变化。如今,随着国外档案工作者与我国档案界交流的增多,国际档案界对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有了重新的认识和定位。在与国际档案界同行的历次交流中,各国档案工作者多次表达了想对我国档案事业有更多、更深入了解的意愿;与此同时,他们也表达了对我国拥有从中央到地方的档案管理体制的羡慕,他们羡慕我国制定了自己的档案法律法规体系,建立了数量庞大的档案机构和档案工作人才队伍。

    从档案学教育层面来看,我国的档案学教育经过多年积累和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我国已有30多所高校开办档案学专业教育,其办学力量、教育层次、教学内容逐渐和国际接轨,形成了覆盖本、硕、博等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教育规模和师生规模已经跃居国际档案界第一。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中国人民大学的档案学高等教育在国际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水平相对较高,是国际档案理事会团体会员,在国际档案理事会享有表决权,被国际档案界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档案学院”。此外,在国际标准制定中,有一段时期,我国的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学者不仅参与了国际专业标准的制定,甚至还担任标准制定的负责人。以上这些都是我国档案界在国际档案舞台上崛起,缩小与国际档案界差距的重要表现。

    张斌认为,我国有自己一以贯之的历史文化传承,有独特的、适合本土的制度设计。不管是以前学苏联,还是学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或其他国家,都需要扎根中国本土。外来的经验是否适合我国国情?这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张斌提出,除了学习国外经验,我们也应树立中国自信,充分挖掘我国档案工作的历史基因,从中提取合理的、有营养的成分,并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寻找适应中国本土的理论。新时代下,我国的国情以及面临的世情都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档案学理论体系也应该与整个国家和世界发展相适应,要适合我国的社情、国情,形成符合我国基于整体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积累的新时代档案学理论,顺应世界信息化发展大势。况且,我国已经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档案教育体系和专业人才队伍,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数十年的沉淀和积累,我们可以逐渐提出中国档案学派或档案学中国学派,通过推介本国的经验推进其他国家档案工作的发展。


    补差距:“建议成立档案鉴定委员会”“运用新技术提取知识元素,充分发挥档案价值”

    就当今档案工作的发展环境和趋势而言,我国档案界实现“弯道超车”不再是一种想象。当前,受大数据和互联网环境的影响,我国政府及企业对数据、信息、知识的需求越来越明显,这种需求将为档案工作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面对如此良好机遇期,如何科学整合和有效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更好地为领导决策、社会管理、经济建设、技术创新、文化发展、历史研究等提供信息数据支撑,是当前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面临的共同难题,而恰恰是这样庞大的社会需求,将会不断推动我国档案事业向前发展,是实现“弯道超车”的突破口。

    关于对档案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我国有些地方档案部门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主要是借助大数据技术和“互联网+”加强对非涉密馆藏档案资源的开发力度,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为政府决策服务。但是,与国外相比,我们当前档案的开放性还不够,还难以完全满足公众的档案利用需求。

    基于以上情况,张斌建议国家成立档案鉴定委员会或咨询委员会,探讨档案的鉴定问题,包括对档案开放的鉴定。而正是由于目前缺少对档案开放鉴定的细致研究,加之缺少相关法律、政策和制度的保障,导致档案保管者不敢开放。此外,张斌指出,我国档案界目前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等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做得还不够,档案部门保存了很多数据,但是还没有探索出安全、科学、有效的技术手段对其进行深层次开发。比如,现在扫描的是图片,并没有找到数据和知识关联,没有把档案中的数据和知识元素提取出来。为此,张斌建议运用现代技术挖掘传统纸质档案的数据关联,使档案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引进来、走出去:“计划建设档案学国际研究中心”“理论自信也需实践工作者的努力”

    档案工作有自身运行规律。解决实际问题,除了需要经验积累,还需要理论和方法作支撑。档案学理论源于实践,反过来又促进实践的发展。对于档案学理论研究来说,既要对现有档案工作的实践做法进行总结和理论提炼,更要根据实践和理论诉求作前沿预判,要透过最新的社会发展变化探讨未来可能的一种形态或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咨询委员会的委托,国家档案局将世界记忆项目中心设置在中国人民大学。张斌透露,该中心将建中英文网站,通过网站把我国档案工作的好经验好理念推介出去;此外,在“双一流”学科建设中,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还计划建设档案学国际研究中心,旨在加强中外档案学研究和交流,进一步推介我国档案学走向世界。

    “过去,我们主要受其他国家影响,今后,我们将每年邀请2位至3位国外档案学者到我们的中心工作或联合开展研究,由我们来主导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的探讨,从而逐渐引领某些领域的国际研究,一改过去参与别人项目、跟着别人走的局面”,张斌说,“未来,我们要把我国的档案学经典著作有计划地译成英文,并向国际推广。”

    此外,张斌指出,理论的研究创新不完全是高校老师的事情。我国各地档案部门在档案数字化、电子文件管理、档案公共服务、档案保护与修复等方面都进行了多年的实践摸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培养出了一批理论水平高、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强的档案专家,这些专家在某些方面的理论和经验积淀比高校老师还要深厚。因此,张斌建议国家档案局和各地档案部门要积极参与国际档案理事会的重要会议,认真总结国际同行的好经验好做法,不定期通过国际平台推出我国档案工作的优秀案例,并对有价值的案例作出理论提升,或者写成国际会议论文,进行理念推广和品牌宣传。


    来源: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