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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红色遗迹•益记笔店联络点


[发布日期] 2021-04-20     [责编] 大连档案史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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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记笔店联络点遗址位于西岗区大龙街152号

   1927年4月,益记笔店开始作为中共大连地下组织的联络站。联络站初期设在西岗市场附近华春照相馆西侧,后迁至西岗区大龙街152号的一座二层小楼。经常有地下党的同志来接头和开碰头会。1927年7月,邓鹤皋被捕后,由韩萍(纪锦章)负责大连党的工作。益记笔店仍然作为大连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点,并保存着党的刊物、文件等。1928年1月20日,在益记笔店召开了中共关东县委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曲文秀、孟庆恩、杜继曾、张明阳、纪幼柏为委员,吕毓鸿为候补委员的中共关东县委员会。同年3月,益记笔店联络点停止使用。该遗址已拆除。

  

  中共大连地下组织联络站——益记笔店大连版“潜伏”在这里真实发生

  文 袁晓虎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记者祝福 

图 据《大连革命遗址遗迹》

  近几年,以《潜伏》为代表的谍战剧因其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剧情深受广大观众喜爱。英勇机智的中共地下党员们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建立的一个个秘密联络点,仿佛一柄柄尖刀直刺敌人心脏……这些影视剧里的地下斗争场景曾在大连的一片街区上真实地发生过。1927年,小岗子市场(今西岗市场)斜对过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店铺,就是当时大连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团组织的领导人曾多次来此接头或开会,这里还召开过“中共关东县委(实为市委,因当时中央强调农民运动,故称县委)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东县工作新决议案》。虽然这个联络站只在历史的长河中存在了一年多时间,但它的历史却与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的斗争史紧密相连,它的名字——“益记笔店”值得被历史、被后人铭记。

  隐身繁华商业街 小笔店成绝佳秘密联络点

  1926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大连地方组织成立。当时大连正处于日本侵占时期,在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残酷镇压下,从1928年5月到1937年8月的10年时间里,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屡遭破坏,被捕的党团员和受牵连的革命群众达230余人。然而在这段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大连人民从没有停止过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千千万万的先烈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用鲜血和生命传承了赓续不绝的红色基因,留下了无数永不褪色的红色印迹,益记笔店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

   在大连历史上曾经有一个中国人居住区,位于今西岗区东关街、北京街、大同街一带,是大连最老的历史街区之一,益记笔店就坐落在这个繁华的街区里。虽说身处繁华地角,但这个小店的买卖却没有店主期待中的那么好,甚至在建立之初还曾闹出过一个大“乌龙”。据有关资料记载,益记笔店始创于1919年,第一任店主牛少南在湖南长沙有个亲戚,经营着一家专卖文房四宝的南纸店,牛少南就在大连开了一家分店,取名“益记南纸店”。但当时的大连市民多数来自山东,每逢祭祖都要烧纸,当时大连市场的祭祀用纸,都是日商用机器制造的,大连市民不习惯使用。一听说有益记南纸店,便认为这是南面家乡来的祭祀用纸,都前来抢购。牛少南解释多遍,但还是有人来不断打扰,店员牛蕴山建议牛掌柜改名“益记笔店”,并在店门正上方挂上一支特大毛笔作为标记,说明此店是专卖毛笔的,从此再也没有人来买烧纸了。

   对益记笔店回忆的内容较为全面的应属当时担任交通联络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邹立孟。1927年初,18岁的邹立孟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牛汉臣(又名牛嗣玉),由于牛汉臣经常对他讲革命道理,使他的觉悟逐渐提高。“1927年3月中旬牛汉臣介绍我去益记笔店当店员,表面工作是卖笔,其实是做联络、放哨等工作。从那时起,益记笔店就成为我们地下组织的联络站了。”

   邹立孟回忆,当时的益记笔店是一间大约有15平方米的门市房,用货架间壁成前后屋。它的招牌是用一块四尺宽、七尺长的白布。用大抓笔墨水写着横批湖南分所,竖写“益记笔店”。每天早晨用竹竿子挑出去,随风飘荡,晚上收回来。前屋货架摆着各种各样的毛笔,有大小羊毫、大抓笔、龙虎榜套笔……邹立孟回忆,由于笔店志不在赚钱,店里很多货品都是他从夹着小包卖笔的小贩那里买的。店内后屋厨房有个吊铺,好多中共地下党员们都在这个吊铺上开过会。由于小店门面不大,笔店生意并不景气。但门店冷清、登门的顾客稀少,也为接头、开会等地下工作创造了便利条件,让笔店成为了大连共产党组织联络的绝好掩护。

  叛徒出现,险象环生疑似暴露,笔店转移后继续 “潜伏” 

  邹立孟的回忆录,呈现给记者一个不亚于《潜伏》中余则成住宅的大连地下党秘密联络站画面。当时大连地委的同志常在笔店接头,邹立孟有着深刻的印象。“邓鹤皋同志,他是大连地委书记,30来岁,是南方人,中等个圆脸,说话时笑滋滋的,很易接近的一位好领导。”还有牛汉臣、王少坡、李继渊、曲文秀、张任光、杜继曾、李捻年等人都曾来此接头或开会。“他们大都以买笔为由来这里,两三个人走进里屋,用很短的时间开个碰头会,交换和汇报情况。有时也到外屋拦柜里面坐一坐,给我讲讲革命道理。”

   1927年7月,大连党组织遭到一次大破坏。起初是丁子明(丁文礼)被捕后,出卖了邓鹤皋。在此期间,大连的党团组织中先后被捕四五十人,市委和基层党支部都被破坏了,工学会、印刷工会、增智学校也都被查封了。这时敌人在报纸上用大字标题狂妄叫嚣:“旅大共产党已被一网打尽了”。可是党领导旅大人民所进行的抗日斗争没有因为敌人的残暴镇压而屈服。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斗争仍在坚持,革命的火焰仍在猛烈地燃烧着。据邹立孟回忆,由于被捕的同志们没有供出益记笔店,益记笔店没有暴露,这期间,党组织仍在利用它进行开会、个别接头、写文件、藏身,还接待和掩护了途经大连去北京的蔡和森,为之后党组织的迅速恢复保存了力量。“邓鹤皋被捕后,由韩萍(现名纪锦章)同志负责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他经常在‘益记笔店’开会、研究工作,派在连无法工作的同志去外地,或经哈尔滨去海参崴学习。‘益记笔店’仍然是党的联络中心,并保存着党的刊物、文件等。我们当时还利用青年会举办的夜校、刊物进行宣传活动。”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益记笔店秘密联络点没有遭到破坏,与地下党员的机智勇敢和中国共产党大连地方组织的正确决定是分不开的。邹立孟清楚记得,有一天地下党员李捻年来到店里,邹李二人正在店内谈话时,突然有一高一矮两个人进店说要买笔。李捻年突然站起身来说:“钱,我明天送来。”随后就转身走出笔店(这是暗示来的是敌人)。待那二人走后,李捻年又走进店中告诉邹立孟:“两人中有一人是关东州四大特务之一。据我看,敌人是发现了这个联络点了。现在不逮捕你,可能是放长线钓大鱼。”两天后,邹立孟接到牛汉臣从沈阳来的信,打开一看发现信已被人拆封过,这就更证明了敌人已经掌握了这个联络点。1927年11月,杜继曾来大连接任大连地委书记工作。他发现笔店似乎已被殖民当局的特务们注意后,出于安全考虑决定将益记笔店停业转移到西岗后三道街。益记笔店联络站表面上取消了,没有招牌了,白天晚上都关着门,但实际上仍然存在,只是换了地点。 

  中共关东县委员会诞生 首次全面系统提出党的各项任务

  1928年,益记笔店在搬迁后更加隐蔽。这期间,一次会议的召开为小店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27年大连南关岭火车站的装卸工人暴动和1928年大连油篓工人的罢工斗争,引起了大连党组织的高度重视。1928年1月20日,中共大连组织在益记笔店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关东县委员会,并讨论通过了《关东县工作新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当时的大连是中国重要工业区之一,有各行各业的工人。在日本资产阶级统治之下产生的10余万产业工人,除受中国一般工人所受压迫痛苦之外,特别受日本帝国主义之无情的制裁,民众中蓄积着极大的反日思想。因此,当时党的最大任务就是在反日号召之下发动工人农民的斗争。党在已有线索的码头、油坊、窑业、印刷业中,应加紧工作,扩大组织。暂时尚无线索的,如铁路、纱厂、电厂、电灯、自来水等,应速派同志找头绪。

   《决议案》还对农民问题提出“反对日本强占山林、渔场、牧场并没收其已占者。反对日本对农民的一切苛捐杂税。反对日本警察及会长压榨农民。农村中一切政权归农民代表会议!农工兵联合起来。农民代表会议万岁!”等11个宣传口号。同时也对农民运动提出“小学教师在乡间农民中是最有作用的,因此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小学教师运动,以启发农民运动。使农民的行动与工人的行动互相影响而且要其行动一致……”等8项任务。《关东县工作新决议案》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大连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党的各项任务,对大连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党的组织工作、党的自身建设等都做了详细的论述。这对于恢复和发展工人、农民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点燃了民众的抗日热情。此次会议引起省临委高度重视,还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了大连工人斗争如何进一步开展,并做出了具体指导。会后,省临委连续向大连派遣得力领导人,及时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1928年,党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大连码头、窑业、盐业、建筑、海运、交通、印刷等行业工人不同规模的斗争。1928年3月,由于日本殖民当局已经开始注意益记笔店,该地下联络点正式停止使用,光荣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益记笔店筹建者牛嗣玉多次化身“药店老板”从事地下工作

  文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记者 祝福

   在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民牛褀沿家里,珍藏着一块题有“永垂万代”四个大字的木制牌匾,牌匾正面居右用竖体题字“蕴翁牛老先生烈属光荣纪念”,下边有落款是“閤村民众敬赠”。这块匾已经被牛家人当做传家宝精心收藏了69年,牛家人都知道这块匾与牛褀沿的爷爷——烈士牛嗣玉有关。在牛嗣玉的革命生涯里,曾在多地多次化身“药店老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直至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而在大连筹建秘密联络点就是他毕生“潜伏”工作的一个起点。

   牛嗣玉,曾用名牛汉臣、牛蕴山、牛嗣山,1897年出生于山东省章丘县的一个乡医家庭。受父亲影响,牛嗣玉从小立志做一名医生,长大后开始到药店做学徒工。在学徒期间,牛嗣玉接触到一名药工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其影响下,牛嗣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牛嗣玉被中共山东地方委员会派到大连工作。1926年4月27日,福纺工人举行大罢工,为了确保大罢工取得胜利,中共大连地委决定在西岗新开大街戏院西侧开设“人和堂”中药店作为秘密联络点,牛嗣玉是“人和堂”中药店开业执照的持有者。1927年初,“人和堂”中药店被日本特务注意,被中共大连地委关闭。牛嗣玉又按照党组织决定以侄子牛少南的名义在“益记笔店”重建地下联络点,又介绍邹立孟进店做联络员。这个联络点的开设,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因为其距“人和堂”中药店垂直距离不足百米,真正潜伏在了敌人的眼皮底下。

   1927年10月,中共满洲省临委(后改为省委)成立后,牛嗣玉被调往奉天(今沈阳)从事地下工作。为掩护工作,牛嗣玉甚至将妻子张苏生和两个女儿从山东接到沈阳。同年,张苏生也加入中国共产党,夫妻俩共同以药店为掩护开展工作。此后,夫妻二人还共同在哈尔滨、青岛等地从事地下联络工作。1933年,牛嗣玉全家又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不久,在牛嗣玉外出接头时发生意外被敌人抓捕。在狱中遭受无数次严刑拷打,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敌人把他关押了一年多,也没有获得半点证据,只好把他释放。出狱后,牛嗣玉经多方打听查找,也没有和家人、党组织接上联系,1935年只得先回章丘老家再作打算。后来,张苏生回家乡开展工作,夫妇俩才得以团聚。为维持生活和联系群众,牛嗣玉后来回村里开起了药店行医,那个年代缺医少药,牛嗣玉对贫苦农民吃药看病少收钱甚至不收钱,因而他在当地群众中威信很高。1945年9月,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共黉山区委成立,在相公庄地区开展工作。与党失去联系10余年的牛嗣玉找到区长张万里,重新入党。重新入党后,牛嗣玉在本村发动群众,建立农会,组织民兵队伍,开展了“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在村里建立了黉山区第一个党支部。后来,牛嗣玉在黉山前村开展工作时遭敌人杀害,时年49岁。195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记者感言:

   时光荏苒,转眼过去数十年。虽然这座留有中共大连地方组织早期活动印记的益记笔店已被拆除,但像牛嗣玉一样的革命先烈们却用他们坚定无畏的革命意志和崇高品格,在这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闪光足迹。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舍生忘死,自是豪杰义举。每一场重大考验,都有一批先锋披坚执锐、逆行出征;每一次生死相搏,都有无数勇士前赴后继、英勇奋战。不畏艰险、舍生忘死,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这种精神一直是我们风雨无阻的底气所在,是高歌前行的力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