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登录

大连档案史志网

市档案馆、市委党研室、市地方志办公室

旅大市人民公社化运动


[发布日期] 2019-12-24     [责编] 系统管理员

一、 人民公社化运动前农村的形势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急于过渡思想开始萌发

195512月,旅大市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到19561月便进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全市入社农户达94%之多,农民由个体生产转为集体生产,使生产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生产力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全市粮食总产量19561957年平均每年比合作化前的1953年增产3.12亿斤,水果、水产品等总产量也逐年提高;农业总产值1957年比1953年增加近7000万元。

但是,在高速发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也出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对农业的发展要求过急,生产关系变革过快,工作过粗,统得过死,缺少多种经营,瞎指挥和平均主义一度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然而,由于一些领导在成绩面前产生骄傲情绪,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未予以足够的重视。相反认为,要想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只有尽快地改变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急于过渡的思想。

(二)小社并大社使急于过渡思想更加发展

1958122日,中共旅大市委召开一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粮食自给自足”和“一年内实现水利化、电气化和机械化”等目标,从而揭开了全市农业“大跃进”的序幕。

“大跃进”运动发展速度之快,超越农业社的基础和能力,造成农村人力、财力、畜力紧张,也使一些干部急于过渡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他们积极向市委提出并社要求,以为小社合并为大社,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320日,市委在金县满家滩召开全市春耕播种会议,提出小社并大社的问题,让各县(市)区委进行研究。当时,金县有许多小社极力要求市委批准并大社。不久,中央提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于是,市委决定全市农村开始小社并大社。不到1个月的时间,全市(不包括复县、新金县、庄河县)即有185个小社并为29个大社,平均每社3700户,一般多在40005000户,最大的是1万户。小社并大社,使全市农村由原来小型的单纯农业经营进一步转变为农、林、牧、副、渔等综合经营,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联产并社后,全市城乡以大搞“四化”(食堂集体化、幼儿托儿化、缝纫机械化、磨面机械化)为主要内容,再次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各种小型工厂、集体食堂、托儿所如雨后春笋遍及农村。与此同时,许多社员把自留地、小园地、种猪等都交到社里,个体经营逐渐减少并转为公有。

8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于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与调整

(一)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9月,旅大市农村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开始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97日,市委召开各县(市)区委书记和市级有关部门干部会议,传达中央、省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精神,要求全市农村在原小社并大社的基础上成立人民公社,决定在全市农村大张旗鼓地开展以人民公社化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结果,全市农村只用10天左右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共成立人民公社29个(庄河县、新金县、复县除外)。1959年初,庄河县、复县、新金县划归旅大市后,全市农村人民公社增至61个,其中庄河县15个、复县8个、新金县8个、金县12个、长海县6个、旅顺市5个、甘井子区7个。最大的人民公社是复县的复州公社,有1.76万户);最小的是庄河石城岛公社,有1441户。

建社初期,各人民公社实行一级管理,即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供给制。

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在一片“拔白旗,插红旗”、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声中,开展声势浩大的兴修水利、科学种田、深翻土地运动。1958年底,全市深翻土地达150万亩,由于地翻得太深,生土全翻上来,反而影响了农作物的生长,造成1959年的粮食减产。与此同时,大办公共食堂也形成高潮。到1958年底,全市农村共办食堂7861个。1959年初,在纠“左”过程中,一些农村食堂停办,有的自动解散。1960年春,在批“右”倾,开展整风运动后,全市再次掀起大办食堂的高潮。到7月末,建立农村食堂8775个,参加食堂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9.75%,就餐人数占农村总人数的87.3%。

(二)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9月,市委决定试办城市人民公社,同时成立以白清江为主任,陈少景、徐慎为副主任的筹委会。10月,在甘井子区搞了2个小型城市人民公社,即“海燕”和“水泥”公社。

19603月,市委在原筹委会的基础上成立城市人民公社领导小组,使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市铺开。至4月末,市内各区及所属县城已建立起14个城市人民公社。同时,市委要求各城市人民公社必须实现“三化”(即食堂化、托儿化和供应服务网点化)。5月初,市委对市内直属区成立人民公社的形式和规模作出规定:市内拟建11个公社,其中沙河口区3个、中山区4个、西岗区3个、甘井子区1个(为大社,下设7个分)。7月,根据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是以职工家属和其他劳动人民为基础在自愿原则下组织起来的,一般的国营企业、国家机关、学校和部队目前都不宜包括在内,企业、机关、学校、部队的工人、职员、干部、官兵也不必加入公社”的原则,市委决定:市直属4个区均以区为单位建立公社,即中山区人民公社、沙河口区人民公社、西岗区人民公社和甘井子区人民公社;各公社分别建立若干分社,分社基本按街道划分;区委即是人民公社的党委,各分社建立党总支,街道办事处即是分社的领导机构,居委会是公社最基层组织。这样,城市人民公社就形成以街道为主体的组织形式。

(三)人民公社的整顿与调整

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全市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已出现的“左”的错误更加严重。1958年底,市委农村工作部在《关于人民公社收益分配情况和今后意见》中指出,全市农业增产少,收入不好,且开支大,给分配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绝大多数公社除了粮草外基本分不到现款,社员的收入一般较1957年平均降低20%~30%左右,农民生活水平下降,情绪低落,出现怠工现象。

1959年初,市委贯彻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开始进行整社和清算工作,要求各级党委要认真解决部分干部瞒产私分、贪污挪用、铺张浪费问题。市委还按照“分级管理,分级核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在全市农村人民公社中检查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倾向,确立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体制。

经过整社和清算,全市农村初步克服思想上、组织上的混乱局面,刹住急急忙忙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社员情绪基本稳定下来。

但是,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仍然存在,加上由高估产而带来的高征购,又不适当地进行对瞒产私分的斗争,使党和政府同农民的紧张关系没有得到真正的缓解。特别是19599月以后,由于批“右倾”,打断纠“左”的进程,致使1960年春以“共产风”为主体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再次刮起,农村的形势更加严峻,全市粮食总产量降到解放以后的最低点。

196010月以后,中央开始部署整风整社,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重申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农村集市贸易等等。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市委做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管理制度的若干规定》、《关于恢复农贸集市等方面政策》等补充规定。19611月,市委抽调2034名干部(其中驻军926名)组成工作组分赴各县区进行整风整社。

1961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这个条例对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规定。但仍规定对社员的分配实行供给和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及办公共食堂。6月,中央召开会议对《农业六十条》进行修改,取消有关供给制和办公共食堂的规定。

《农业六十条》的贯彻,对克服人民公社的许多弊病,缩小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规模,进一步确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刹住“五风”等,起了积极作用。

由于采取上述措施,1961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较1960年增加2亿斤;到1965年,粮食产量已达到14.3亿斤,农业总产值达到4.32亿元,全市社员每户平均收入比1960年增加90多元,人均收入增加近30元。

但是应该看到,《农业六十条》对“左”倾错误的纠正是不彻底的,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民公社的体制,只是采取修修补补的办法。农业生产发展速度仍很缓慢,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旅大市农村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机。

 

三、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后果及教训

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是一种盲目变革生产关系的运动。人民公社以“一大二公”为特征,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的色彩。

人民公社兴办初期,各级组织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强调公社生产自给,努力扩大内部的产品分配,而把社员的家庭副业、个体商贩和自由市场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不少干部认为商品交换越少,越接近“共产主义”,出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倾向,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一是助长了“左”倾思想的泛滥。人民公社化运动,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社员之间无差别的领取同样报酬,滋长了吃大锅饭的思想。公社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财物,也可无偿占用社员私有财产,否定等价交换规律,由此而产生的乱抽调、乱摊派、乱收款及干部瞒产私分等问题,导致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严重泛滥,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打乱了生产秩序,削弱了农村经济。

二是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追求“一大二公”,强调集体化、军事化,打乱了人民群众正常的生活秩序,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农村在大办食堂的过程中,随意乱占民房,一些临街面的房屋被机关、单位占用,社员被迫到处搬家,有的一年之中搬家四五次,有的几户住在一起。在公共食堂吃饭,不仅给年老体弱和家住偏远地带的社员带来不便,而且由于食堂管理不善,吃饭不要钱,造成极大浪费,再加上粮食连年减产,使农民生活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期间,人民身体素质下降,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人口死亡率明显增加。以旅顺、金县、长海县为例,1959年死亡人数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分别是4.5%、4.6%、5.1%;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别增加到5.2%、6.2%、6.3%。新金县、复县和庄河县,1960年死亡人数比1959年分别增加1016人、693人、751人。1960年,全市农村人口比1958年减少近7万人。

三是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体制上政社合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生产上以行政手段指导经济建设,否定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使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最终导致19591961年严重困难时期的出现。

从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危害和严重后果中应该吸取的教训:

一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农业合作化后,全市农村生产有很大的发展,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果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解决存在的问题,经过一段实践巩固农业合作化的成果,而不是急于过渡,农村生产必将有较大的发展。

二是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突出表现是不尊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片面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以为单凭主观愿望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发展生产力,就可以促进生产关系的转变。同时,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越大越公越好,急于过渡,急于提高公有化的程度,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适得其反。

三是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是领导者主观意志强加于群众的结果。当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暴露出来后,虽说进行一些纠正,但从中央到地方只是作些修修补补,并对不同意见者扣上“右倾”的帽子予以打击,破坏了党内民主,使错误和偏差愈演愈烈。

人民公社化运动作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种尝试是失败了。回顾与研究这段历史,不仅仅是让后人了解过去,更重要的是希望后人从中得到启迪,避免再犯类似错误。

(周月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