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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县农业“大跃进”


[发布日期] 2019-12-24     [责编] 系统管理员

  

50年代末期,新金县发动的农业“大跃进”运动是试图在短时间内,尽快改变全县的贫困落后面貌的一种良好的愿望。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这一运动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急于求成,盲目冒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遭到严重挫折。对新金县农业“大跃进”的产生、发展及其严重影响进行再认识,吸取历史教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动“大跃进”的背景  

新金县的农业“大跃进”是在1956年的冒进和1957年的反右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956年初,全县实现高级形式农业合作化,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的实现,为其他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前提。由于当时要求过急过快,县委在制订生产规划中,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指导思想,对农业生产定出高指标。提出全县实现亩产“千斤粮、万斤薯、六百斤花生、百斤棉”的口号。要求全县粮食总产达到5.8亿斤。同时,在水、肥、种等方面采取不切实际的措施。由于指标过高,根本实现不了,所以遭到农民反对,不少群众和干部要求对高指标进行修改。1957年6月,县委根据中央关于既反对右倾保守又反对急躁冒进的指示精神,先后两次调整原定指标,粮食总产第一次下调到5亿斤,第二次又下调到3.84亿斤,接近当时农业的实际生产水平。当年虽然没有实现“千斤粮,万斤薯”的计划,但总产量达到3.92亿斤,比1955年增产41.7%,比1954年增产12.3%。  

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曾一度得到纠正的党内急躁冒进情绪又有所发展。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县委在贯彻全会精神中,检查所谓的右倾保守思想,积极准备掀起工农业生产高潮。10月28日,《人民日报》公布《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1月13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要求批判右倾保守思想,首次提出“跃进”的口号。县委立即在全县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总结1956年增产和1957年减产的经验教训,认为1957年减产是右倾保守思想造成的。是年冬,县委在全县农村开展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辩论和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大讨论,同时,在全县掀起一个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高潮。全县农村迅速掀起兴修水利、治理耕地、积肥造肥、改良农具、选育良种等生产热潮。仅2个月时间,就改良土壤40.2万亩,新开水田1.2万亩,旱地改水田1.6万亩,打井2088眼,修中小水库304座、蓄水池784个,修河坝1.8万公里。同时,还积攒了大量农家肥。广大干部和群众表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劳动热情,为1958年粮食生产获得好收成创造了一定条件。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党内一些同志滋长急于求成的思想,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1956年农业获得丰收是在“跃进”措施不充分的条件下取得的。1958年在“右倾保守思想”受到批判,工农业生产“全面跃进”的形势下,农业生产就可以飞跃发展,产量可以成倍增长。特别是学习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和2月3日的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之后,县委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全民的思想发动,就不可能出现生产高潮。于是,于1月召开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2月24日召开生产大跃进动员大会,3月2日召开全县农业大干60天跃进誓师大会。共有3000人参加大会,5.2万人收听实况。这样,一个农业“大跃进”运动在全县逐步开展起来。  

“跃进”指标的确定  

1957年冬,全县在开展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大讨论中,党内一些同志的头脑开始发热,出现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情绪,在制定全县农业发展十年规划时,提出较高的计划指标,要求1958年粮食亩产达到537斤,争取600斤,总产量达到4.28亿斤,比1957年提高30%。这一计划指标在1957年12月召开的中共新金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但是,在1958年1月召开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上,县委又突破这个指标,提出亩产660斤。中央南宁会议后,县委在大鼓干劲、力争上游的形势下,于3月初召开农业生产大跃进誓师大会,第三次修改指标,要求亩产800斤,争取844斤,提前9年过《纲要》、跨“黄河”。4月4日,县委在贯彻辽阳地委新民会议精神的会议上,进一步检查右倾保守思想,提出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跃进的思想,就没有跃进的产量”的口号,并第四次修改农业生产指标,要求一步跨“长江”,亩产1200斤,争取1500斤,总产量达到8.52亿斤,比1957年增长1.6倍。5月,县委传达贯彻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召开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通知》,进一步推动全县“大跃进”的浪潮。在5月14日召开的全县第二个大干60天的跃进誓师大会上,第五次修改粮食指标,提出“实现亩产1500斤,秋后进京见毛主席”的号召。各乡、社按县的计划制定出高于这一指标的“跃进”计划,平均亩产2856斤。其中有3个乡亩产3000斤以上,有2个乡亩产4000斤以上,5个乡亩产5000~5500斤。  

1958年7月,县委根据省、市委提出的生产计划指标,提出1959年粮食亩产2500斤,总产量18.2亿斤。后来,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县委于1959年3月调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但仍然是高指标,亩产调到834斤,争取1000斤,总产量调到7.65亿斤,争取9.18亿斤。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动下,继续坚持“大跃进”,把1958年的一些错误做法沿袭下来。  

1959年底,全县国民经济已经步入严重困境,在“左”的思想指导下,1960年仍然坚持“大跃进”。县委第三届党代会提出,1960年粮食亩产445斤,总产量4.4亿斤,争取亩产600斤,总产量6.54亿斤的生产计划。此后,全县开展了所谓发展社有经济,大办水利,大办养猪业,大办公共食堂等群众运动,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错误,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跃进”的手段和措施  

为了完成高指标,实现农业“大跃进”,县委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采取了一系列不正常的盲目冒进做法。  

第一、打擂比武,掀起“大跃进”高潮。全县划分5个战区,下发31面流动红旗,每10天组织1次联队检查,每月组织1次联乡大检查,开展评比竞赛。同时召开跃进誓师大会,开展打擂比武。全县从备耕到秋收先后召开4次跃进誓师大会,2次广播誓师大会,每次大会除总结、部署工作外,主要是开展打擂比武。有时几个乡立擂,提出自己的指标和措施,向其他乡、社挑战,其他乡、社纷纷起来应战,提出所谓“万斤的指标,两万斤的措施,五万斤的干劲”。有个乡总支书记竟违背科学规律,提出每亩施粪20万斤,粮食亩产5000斤。  

第二、“插红旗、拔白旗”,为“大跃进”运动开路。为推动“大跃进”运动,县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全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号召“插红旗、拔白旗”,提倡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大批所谓右倾保守、“唯条件论”、“秋后算帐派”等。这一运动打击了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共产风”的同志。  

第三、大搞“卫星田”、积肥、深翻地群众运动。  

大搞“卫星田”。全县计划玉米卫星田为100~250亩,亩产达到6000~8000斤;水稻卫星田20~125亩,亩产5000~7000斤;花生卫星田50~250亩,亩产1000~5000斤;地瓜卫星田100~250亩,亩产2万~3万斤。此外,全县还有各种各样“卫星”,如赞子河放出亩产7万斤“地瓜卫星”、1.5万斤的“水稻卫星”;乐甲乡放出亩产4500斤的“花生卫星”;磨盘乡放出亩产1.1万斤“玉米卫星”。  

大搞积肥运动。1958年初,全县各乡提出粮食作物每亩施粪1万斤。在3月初召开的跃进誓师大会上,各乡又提出每亩施粪5万~6万斤,最多10万斤的跃进指标,后经县委平衡,确定为每亩施粪3万斤。5月,县委根据“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的精神,要求全县在半月内打土炕10万铺、挖粪窖子3万个,造快粪60万斤。以确保“跃进”指标的实现。  

大搞深翻地运动。1958年9月,县委提出大干一冬春完成深翻地90万亩,1958年冬突击完成70万亩的计划。10月6日。县委又提出大战10昼夜,深翻地30万亩的计划。当时,正值秋收季节,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已投入大办钢铁中去,生产队所余劳动力多是老弱病残和妇女。为完成任务,这些弱劳动力只好日夜鏖战。期间,各社、队迫于形势大都虚张声势,弄虚作假,谎报深翻数字,应付上级检查。  

第四、强化劳动管理,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县以作业区为单位建混合战斗营,生产队建战斗连,按年龄和性别组成青年尖兵连、壮年钢铁连、妇女三八连、老年黄忠连、红领巾突击队等。在乡、公社统一指挥下,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农业生产。与此同时,各社普遍成立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缝纫组等,使大批妇女参加“大跃进”。  

严重的后果  

在农业“大跃进”中,广大干部和农民为改变全县农业生产条件,付出极其艰辛的劳动。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取得一些成果,但它给全县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  

(1)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从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粮食连年减产。1958年的粮食“跃进”计划是8.52亿斤,只完成4.01亿斤,占计划的47.1%,后来经过核实只有3.17亿斤;1959年粮食实际产量下降到2.82亿斤,比上年减产11%;1960年粮食产量继续下降,只有1.37亿斤,比1959年又减产51.6%。大牲畜由1957年的5.32万头减少到1961年的4.57万头,生猪由1957年的1257万头锐减到1961年的279万头。  

(2)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粮食产量的浮夸,必然导致粮食的高征购。1959年粮食总产比1958年减产11%,但粮食征购却比上年增加52.1%。1960年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后,人均口粮只有152斤,全县粮食库存挖空,不少生产队每人每天只有0.3斤口粮。为了填饱肚子,许多社队不得不实行“低标准”、“瓜菜代”。从1960年冬到1961年春,全县发生大量浮肿病人和非正常死亡等严重现象。  

(3)工农业的比例严重失调。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使全县工业以及过大的基建项目无法维持,只好下马,从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4)浮夸风严重泛滥。在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制定的高指标,本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但由于在“反右倾”的政治压力下,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遭到破坏,各乡、社竞放“卫星”,弄虚作假,盛行“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唯心主义口号,形成一种“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不正常政治局面。  

深刻的教训  

新金县农业“大跃进”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采取错误的方法,遭到严重挫折的一次失败的实践,它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  

第一、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注意一切从实际出发,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头脑发热。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本来已经给全县造成严重损失,但是,由于党内一些同志丢掉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认真总结教训,把许多合理的意见当成“右倾”批判,致使“大跃进”持续到1960年,结果造成更大的损失。  

第二、急躁冒进是经济建设的大敌。实践证明,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少人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中,从根本上改变“一穷二白”面貌,没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艰苦不懈的努力是不行的。任何企图超越客观条件,盲目追求高速度,必然欲速则不达,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大跃进”带来1959~1961年连续3年严重的经济困难,结果丧失了宝贵时间,延缓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程。  

第三、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历史唯物主义从来承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是,它只能在客观允许的范围内才能得以体现。“大跃进”恰恰是领导层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企图仅仅依靠大搞群众运动和革命热情,在短时间内改变落后状况,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所以必然在实践中失败。  

(于宝祥邹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