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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文工团在大连


[发布日期] 2019-12-24     [责编] 系统管理员

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韩光同志在东北三省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上,谈到大连解放初期对知识青年的宣传教育工作时说:“值得特别提出的是,1946年上半年,以沙蒙、王大化等同志为首的东北文工团,在大连戏剧、音乐舞台上做出了很好的贡献。这点,使我一直不能忘怀。”

东北文工团是1946年3月受东北局指示到大连的。赴大连的文工团团长是沙蒙,支部书记是于蓝(当时用名韩地),秘书是张平,还有王大化、何文今、刘炽、李牧、颜一烟、张守维、李凝、林农(当时用名苏文)、杜粹远、黄准、欧阳儒秋、李百万等,都是从延安来的同志。

当时的大连,党的组织已经建立,公安总局、职工总会、农会等组织积极开展了工作。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殖民统治,解放前的大连市民很少知道抗战真相,可以说根本不了解共产党和八路军8年抗战的功绩,加上国民党先我们2个月进大连,进行了大量的反动宣传,不少人都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主力”,蒋介石是抗战的“英雄”。特别是在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和学生中,“正统”思想严重,以为“共产党土”、“八路军土”、“只懂农村,不懂城市”。尽管当时通过报纸、电台宣传,还出版革命书刊、印发宣传材料、召开报告会、讲演会,派人到学校去讲课,但收效一直不理想。就在党组织对城市知识青年中的问题感到棘手的时候,东北文工团来到大连,以革命文艺为武器,开展工作,打开局面,把大批知识青年吸引到革命行列里来。

据东北文工团的老同志回忆,文工团原来准备在大连上演《兄妹开荒》、《把眼光放远一点》等主要反映农民生活的节目。市委书记韩光同志向文工团的同志介绍了大连的情况,希望他们以文艺为武器,着重解决—部分知识青年、学生的思想问题,巩固政权。针对大连知识青年的思想问题,韩光同志恳切希望文工团能把曹禺先生的《日出》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搬上舞台,先争取观众,再进行宣传,扩大影响。文工团尽管事先没有这个准备,还是高兴地接受了市委交给的光荣任务。

3月17日,是东北文工团公演的第一天。当年的报纸记载:“上友好电影院”(即今大连艺术剧场)门庭若市,人如流水。买到票的人兴高采烈,早早进场;没有买到票的人还在门外徘徊,不愿离去。第一台节目是音乐会,有充满胜利喜悦的合唱《八·一五》,有民歌风味的《胜利鼓舞》,有反映东北人民苦难的《长城谣》,还有一些苏联歌曲。音乐会下半场,文工团全体成员上场,演唱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歌声把观众带到孕育了伟大民族的黄河之滨,带回抗日烽火到处燃烧的艰难岁月。大连人民40年来第一次听到自己同胞引吭高歌这样雄壮激越的歌曲,不由得热血沸腾,掌声雷动。大连人民从东北文工团的歌声里听到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懂得了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抗战胜利的历程,纷纷要求文工团派出歌手每天到广播电台教唱,并希望印发歌谱,让大连新歌咏活动蓬勃开展起来。群众的要求立即得到文工团的响应。公演6天以后,大连广播电台就开始举办教唱歌曲节目,杜粹远、李百万、黄准、江巍等同志先后在电台教唱革命歌曲,一扫大连街头的靡靡之音,滨城到处充满了革命的歌声。

东北文工团紧接着排演了《日出》,主要演员全部登场。于蓝扮演陈白露,林农扮演潘经理,张平扮演李石卿,颜一烟扮演顾八奶奶,王大化扮演胡四……个个都演得惟妙惟肖,生动逼真。观众被高超的演技征服了,纷纷说,共产党不“土”,共产党里有人才。戏接连演出了几十场,反映空前强烈,影响越来越大,深深地打动了大连青年的心,他们认识到共产党里有人才,懂艺术。文工团的演出成了一座桥梁,使我们党同青年们的联系日趋密切。不少原先怀疑东北文工团不能演大戏的人,看了演出以后,纷纷要求参加东北文工团。

东北文工团一到大连,就和大连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刘炽同志回忆当年情景,记忆犹新。纪念“五四”青年节那天,大连青年在联合中学召开纪念会,为防万一,会场前边都是文工团创办的音乐讲座的学员和海星合唱团团员。刘炽同志刚起唱冯文彬作词、吕骥作曲的《“五四”纪念歌》,下边就有人哼起国民党党歌。刘炽紧握拳头,用力指挥,在场青年放声高歌,嘹亮、雄壮的歌声把低声哼唱的声音淹没了。

“五一”节以后,东北文工团在大连上演了3个抗战话剧:《我们的乡村》、  《祖国的土地》和《把眼光放远一点》。当年《人民呼声》报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有一次文工团演出《祖国的土地》,突然停电了,剧场一片黑暗。有人担心停电会扰乱剧场的演出,可是观众非常安静,舞台上点起了蜡烛,剧在烛光下继续演出。公演的最后一天正好是星期天,剧场门口拥挤的人群像潮水一样。据当年《人民呼声》报报道,眼看开演的时间就要到了,许多没有买到票的人急得团团转。文工团看门的工作人员被大家的热情深深地感染了,打开门栏,让大家涌了进去,挤在剧场后边观看。

文工团的演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赢得了人心。文工团又决定上演秧歌剧《血泪仇》,正面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面目。《血泪仇》原是马健翎同志创作的秦腔剧,贺敬之、张水华、王大化、马可、刘炽等同志将秦腔本改编成秧歌剧,在延安演出时引起轰动。文工团要演这个剧,手头又没有剧本。据颜一烟同志回忆,她和王大化凭着过去的记忆,一边编写剧本,一边排练。经过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不到20天,文工团就向大连人民作了第4次献演。《血泪仇》就像一本爱憎分明的教科书,使观众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人民的本质,懂得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幸福的道路。

东北文工团演出期间,大连的《人民呼声》报、《新生时报》几乎天天登载评论文章,除了赞扬文工团的演出外,还有力驳斥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对革命文艺的诬蔑和中伤。有一篇文章说:“也许有人要说,这剧是在进行宣传,你说是宣传就是宣传吧,反正真理是应该宣传的,真理不应保守、关门、秘密,真理就是要人知道,倘若做到真理变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话,那么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

据当时文字记载,东北文工团在大连5个月,演出10场《黄河大合唱》、10场《日出》、15场抗战独幕剧、25场《血泪仇》,还演了2场《兄妹开荒》,传播了革命文艺,争取了广大群众。他们还在大连扶持当地文艺团体,普及革命文艺,发展文艺队伍,帮助7个职业、业余剧团排演或公演,帮助成立了3个剧团,对外提供了19种剧本,还为中苏友协举办了戏剧讲座,与广播电台举办了音乐讲习班,组织了大连解放后第一个群众合唱团——海星合唱团,为大连培养了一大批文艺人才。这些同志后来成为大连和全国许多文艺团体的领导和专业骨干。

东北文工团在大连还做了大量的编辑出版工作,出版了《什么是戏剧》、《演剧教程》、《论演员创作》等。还在大连报纸上出版了戏剧周刊13期,海燕文艺副刊4期,散见在各报刊的文章就有30多万字。

文工团不但演戏,辅导群众文艺,而且积极参加市委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据于蓝、张平等同志回忆,市委当时还处于秘密状态,同志们在外面只能互相称先生、小姐,回到市委开会,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高兴得在地毯上翻跟头。市委机关人手少,常请东北文工团的同志们帮忙。于蓝同志就常在市委组织部帮助工作,担任会议记录。王大化在大连还曾画过大幅鲁迅先生的肖像画,送到纪念“五四”的会场。市政府动员穷苦人民搬进日本人遣返后空下来的房子,文工团在街头竖起“搬出贫民窟”的宣传画。颜一烟和李凝还写了一首《谁叫咱们住上好房子》的歌登在报上,广为流传。市教育局编的小学教科书送到文工团,他们也认真、热情地帮助修改。大连人民也把东北文工团当成自己人。1946年6月召开的大连中苏友协会员代表大会上,沙蒙被选为23名委员之一,王大化被选为4名候补委员之一。

东北文工团在大连紧张工作了5个多月,把延安青年的活力和革命精神带到了大连,把革命文艺带到了大连,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此后,大连陆续成立了话剧团、歌舞团,东北文工团播下的革命文艺火种,在大连发芽开花,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1946年8月24日,东北文工团奉上级指示,离开大连经安东,越朝鲜,过图们江北上,开赴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