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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档案馆、市委党研室、市地方志办公室

侦破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全歼第四独立团


[发布日期] 2019-12-24     [责编] 系统管理员

  

大连市公安局公安史编辑室  

1946年1月末~2月初,大连市公安机关在中共大连市委的领导下,破获了一起重大案件。这起案件,由岭前区发生的1件抢劫案扩大线索,不失时机打入敌人内部,根据案情发展,果敢善断,迅速破案,仅用8天时间,将潜伏地下3个多月的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以下简称市党部)及其地下武装——东北行营辽宁先遣军第四独立团(以下简称第四独立团),一网打尽。  

市党部和第四独立团的覆没和被歼,对国民党阴谋颠覆大连解放后的人民政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初建的人民公安机关和年轻的公安干警,是一次极好的锻炼;对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发展民主力量,建设人民的新大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国民党从公开到转入地下  

1945年9月,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罗大愚从长春先后2批遣人来连。第一批戚作臣、刘志霖、文纪玉、潘宝泰、王凤桐于9月上旬,由长春第十八区党部书记汪渔洋带领来到大连。经罗委任,组成了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书记长汪渔洋,活动地址设在大连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3楼(原关东贸易联合会,今中山区七一街1号)。第二批刘世德、汪逢玺于9月26日,由长春市党部第三组织科派来大连,分别任市党部社会科长、宣传科长。  

市党部初期活动主要是吸收党员、张贴标语、搜集情报等。他们借助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向驻大连苏军当局登记并要求公开活动。经苏军大连警备司令官同意,10月1日由汪渔洋主持举行公开典礼,并挂出了中国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的招牌,取得了合法地位。时仅5天,苏军当局就发现了他们进行反苏反共宣传,蛊惑群众的行径,于10月5日将登记备案的汪渔洋、戚作臣、刘志霖、文纪玉、潘宝泰、王凤桐等6人,传去大连苏军警备司令部,当即拘押,并于12月25日遣送回长春。  

10月6日,由长春来的国民党督导员张振作,在西岗“四合成”(商号)开会,决定将国民党市党部转入地下,由执委接馨庭任代理书记长。“将登记党员,依照地下工作原则加以整编,加强训练发展党员,以待汪渔洋等释放听受指示”。  

刘世德、汪逢玺为躲避逮捕,于10月下旬返回长春。罗大愚要求:必须继续从事地下工作,由殷明春来连领导,殷为代理书记长。12月20日汪逢玺从奉天(今沈阳)来连,带来罗大愚建立地下武装的命令。  

1946年1月初,汪逢玺派刘治扑到奉天报告建军成功,请求给他委任。罗大愚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辽宁先遣军总司令部名义,委任汪逢玺为先遣军第四独立团团长。汪以市党部骨干力量为基础,网罗敌伪残余社会渣滓,在不足20天的时间,纠合成立了第四独立团,汪为团长,隋云崶(关东州厅特高刑事)为副团长,亦称司令、副司令,共有“800人左右”,“都有枪支”,“都是‘治安队”,从大连延伸至旅顺、普兰店。市党部第四独立团还采取募捐、敲诈等手段,捐款18.5万元,其中7万元为其党务所用,余11.5万元用于建军。  

1月14或15日,市党部由刘世德任代理书记长。这时已建起12个区党部及区分部、小组,党员860名,打入民主政权、公安机关内部的87人。党员之间“不得发生横的关系,即单线领导之原则”,“使用化名、化装等保护方法”进行活动。刘世德在接任代理书记长的会议上要求“地下军潜伏待机活动,与杜聿明里应外合消灭公安局,推翻政府”;“打入在市府、职工总会、各公安局里的人尽量发展人员,看管或拿出重要文件,调查胶东来的人(共产党)的活动”;“在条件成熟时配合武装夺取广播电台”;“物色原来在《泰东日报》的编辑人员筹备创办国民日报(党部机关报)”;“重新布置秘密电台”;“设置机动办公处”;“决定任恒达家的小白楼(富久町141番地)为党和军接洽的地方”。  

市党部在其转入地下建党、建军之后,采取散发标语传单、编写党义教材、写恐吓信、造谣等形式,大造反革命舆论,欺骗群众,反对苏军,妄图推翻民主政权。  

敌地下党军的败露  

1945年12月26日,曾在岭前区公安分局二中队当过书记(即文书)的王国屏,因破坏群众纪律被开除,后经谢立业、李盛春引线,由第四独立团副官吴华介绍参加了该团,受任为第二特务连连长,并曾2次受命“到岭前区作瓦解警察之活动”。  

1946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三),王国屏得到委任令,他带着此令,约同谢立业到老虎滩去诈取钱物。是日下午三四点钟,王、谢便到岭前区桃源台(今桃源街)一日人印刷厂主太田家里,提着手枪,拿出委任状,威胁说:“我们是正牌的中央军,要由你付工作费……”,敲诈了2000元钱。岭前区公安分局接到日侨居民被诈骗的报告,司法股副股长傅学坤带领警士立即赶到现场。王国屏逃跑,谢立业被捕归案。从谢的身上搜出了1支手枪和王国屏的1张委任状。岭前区公安局局长陈佛及时向大连市委社会部长兼公安总局副局长于会川作了汇报。于会川明确指出:这可能是一个重大案件,要加强审讯工作。如有可能,可派人与谢立业同到王国屏家,送还其委任状,以取得敌人信任,趁机打入内部。  

谢立业在岭前分局受审讯时,断定审讯员傅学坤不是老八路,也不是共产党员时,竟对傅进行策反。这正符合于会川提出的顺线而入,开展侦察,取敌信任,一网打尽的策略。  

打入敌人内部  

根据首长的指示,岭前分局研究了傅学坤的有利条件,决定派他打入敌人内部,深入巢穴。  

1月26日上午,谢立业领着傅学坤在浴池找到了王国屏,谢介绍了情况后,王把傅领到家里,俩人就拉扯上了。王国屏对傅说:“你可别干了,中央军来了。”王接着说:“你要过来至少给你个营长干干。”傅答:“我早就不想干了,可是没有人介绍。”王说:“下午3点钟来,我给你介绍个人,是司令部里负责的。”分手之后,傅即向分局副局长刘勤生作了汇报。午后上级接到报告后,认为这是深入敌人内部的大好时机,立即指示,一定要设法见到敌人的首脑,并搞准淮敌人机关地址,要借机取得敌人的深信。与此同时,布置了外线,寸步不离,严密监护。  

下午3点钟以后,王便领着傅来到富久町141番地一幢小白楼(今西岗区泰安街31号),经传报人到楼上传报后回来说:今天领导开会,不能见了,待以后再见。为了报告这个突然变化情况,当走到一个饭馆附近时,傅对王说:“咱们到饭馆吃点饭吧。”两个人就进了饭馆。点了饭菜后,傅托词去买纸烟,用电话将新的变化情况向领导报告。于会川同志即刻召集有关同志进行研究。于会川同志认为:今天所找的正是敌人的指挥机关,头目都在开会,说明恶首集中,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因此,决定把王国屏、谢立业先捕起来,再封锁其机关,逮捕其头目,要一网打尽,勿漏一人。  

严密搜查扩大战果  

破案一声令下,公安总局和岭前分局的有关人员,闻风而动,紧急集合,进行搜捕。首先逮捕了王国屏、谢立业、李盛春,同时迅速包围了敌人首脑机关。当侦察人员勇敢地冲进楼内突然站在敌人面前时,匪首们如梦初醒,面面相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代理书记长、第四独立团政治主任刘世德、团长汪逢玺、参谋长谷世卿等人,一一束手就擒。就地逮捕的还有市党部组织科助理于永瀛和第四独立团军需官任殿镇。  

连夜的审讯工作开始了。狡猾的敌人故作镇静,一字不吐,装腔作势,妄图过关。曾任过伪满新京地方法院检察官的刘世德伪装商人,高谈阔论行情和生意经。曾任伪满四平省公署农林股长的汪逢玺则满脸凶相,一言不发。伪军少校谷世卿油嘴滑舌,百般抵赖。由于我们搜查不严密,未获得敌人的罪证材料,这些落网的头目一直与我抗拒,直到凌晨1点多钟,案情仍无进展。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到天亮之后,就会惊动敌人,使大批敌人漏网。在这个关键时刻,于会川同志作了认真地分析,找出了问题的症结。他说:这是带有遭遇性质的破案,由于我们对案情不熟悉,审讯打不中要害。敌人欺负我们不占有材料,我们就要搞到材料。敌人在指挥机关里开会,一定会有文件材料或其他证据,必须彻底搜查!随即果断决定,立即派人回去再次搜查,务求彻底,乃至“掘地三尺”,不获证据,不达目的,不要回来。  

黎明前3点多钟,搜查的同志带着战利品满怀喜悦地回来了。这次搜查获得的罪证是:枪8支、子弹200发,全市组织名册2册,10个区党部名册1份,第四独立团一、二营、特务二连的名单各1份,未编制名单1份。文件材料有情报材料、苏联工厂调查1份,反苏提纲2份,宣传科工作计划、社会科工作计划草案、旅大金复员设计委员会组织规程各1份。另外,还有电报密码2本,通讯号1本,各种印章13个,委任令状14件,第四独立团1月7日~24日账目清单1本。在证据面前,狡猾的敌人一个个如同丧家之犬,不得不供认他们的所有罪行。  

原来这些罪证,是藏在小楼卫生间的一个多年失修停用的水便池子底下空洞里面的。第一次搜查时,虽然也发现了这个水便池子,但是没有搬动检查。这次复查时按照“掘地三尺”的要求,把水便池子搬开一看,里面所放的文件名册、枪支子弹,正是敌人的罪证。尤其重要的是在缴获的这批罪证中,发现在1份党员名册的封面上贴着一张小扉页,上面写着:“辽宁省党部:现将我大连全市党员及蒙难同志的名册报来,请查收。”签署的单位和时间是:“国民党大连市党部,1946年1月24日。”这说明匪党的名册、文件拟成不久,只待发出,稍有贻误,就难以掌握全部敌情。  

根据缴获敌人的名册,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共有地下党员860名,其中区分部执委以上的骨干分子165名,地下武装有800名左右,排以上的骨干分子约有60~70人。他们的触角,已伸到和埋藏在我市的要害部门和角落。为了实现其“翻底”策略,有的钻进了我政权机关,甚至钻到公安机关内部,窃居要职,掌握武装。据当时统计:已打入我内部的有175人。其中,机关团体85人,新生时报社5人,邮电局3人,广播局12人,中苏友好协会2人,总商会1人,电业局3人,大华贸易公司1人,而公安机关则有90人。这个数字表明,敌人就是要夺取我们的武装,进而夺取我们的政权。公安机关的分局实际上成了被敌人操纵的1个营或是1个连。  

他们不但在秘密控制武装,而且正在企图对苏军以及民主政府的负责人进行暗杀活动。据案犯供称:汪逢玺有暗杀团,在常盘桥(今青泥洼桥)杀死苏军的就是他们干的。想杀政府领导人及苏军而未遂的事很多,对副市长陈云涛、公安总局局长赵东斌,他们暗中查其行止,可能时予以杀害。  

基于敌情严重,当日拂晓前,于会川同志便向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大连公安总局局长赵东斌等同志作了汇报。当即决定:“立即进行全市性的大搜捕,要一网打尽,不要漏掉一个!”根据当时大连地区的形势,按照党的“打击首恶,分化瓦解”的政策,本着武装严于地方,内部严于外部的原则,对捕人的范围作了具体规定:(一)区分部书记以上;(二)地下武装排长以上;(三)混入内部的;(四)敌伪残余分子加入国民党的。对这4种人“一律逮捕”。  

体现政策教育群众  

1月27日上午召开了县、区分局长紧急会议,于会川作了搜捕的动员部署,开始了全市性的大破案、大搜捕。农历腊月除夕又进行了一次集中搜捕,共逮捕200余人。这次大搜捕,对全市人民震动很大。为了教育群众,特别是有正统观念的知识青年,市委决定要做好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  

1946年2月1日,于会川在大连《人民呼声》报上,以大连公安总局副局长的名义发表了《关于破获反苏要案的谈话》,揭露了敌人的罪状,教育安定了群众。  

遵循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对搜捕的案犯,以罪恶轻重、坦白态度好坏,分别进行了处理。对捕办的111人中,除病死1人外,判处死刑4人,即历史上有罪恶,窃居公安内部重要职务,发展地下武装,图谋暴动,抗拒坦白的第四独立团营长、副营长高百川、桑长清、陶德山,以及罪大恶极的大汉奸、国民党党棍、第四独立团副司令隋云崶等4人,分别于1946年4月5日和9月17日判处死刑。  

判处有期徒刑者24人。这部分案犯主要是罪恶较重,坦白态度不好,原是日寇的汉奸走狗,又参加反动组织,释放后仍可能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人。  

经教育后宽大释放者82人。这部分人多数是教职员、学生,前受日寇奴化教育,后受国民党宣传“正统”观念的影响,盲目参加反动组织,经教育思想转变较快,坦白态度较好的。5月间在市政府礼堂召开了坦白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大会,有机关、学校和市民参加。由失足青年在会上揭发反动派以威胁、利诱、欺骗、逼婚等毒辣手段拉拢青年的罪行,感谢民主政府实行宽大政策,使群众分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民主政府之间的本质不同。通过这次大会,一般青年存在的动摇、逃跑、恐惧思想逐步好转,社会秩序日趋稳定。